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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 的博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副院长

 
 
 

日志

 
 
关于我

中国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风险资本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专家,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副总干事,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基本建设优化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生态经济教育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理事,中关村数字视频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副理事长,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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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路媒体对话“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  

2009-11-03 10:09:13|  分类: 碳交易和低碳经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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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27日,我和我的团队组织了一次“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媒体研讨会,到会的有《光明日报》、《中国产经新闻》、《证券日报》、《第一财经日报》、《农民日报》、《中国改革报》、《教学与研究》等10多家媒体,以下系会前发言,根据录音后期整理而成。

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一提出来,一定是高起点的问题。8月份以前包括现在,很多人依然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自然科学的问题,实际上它是一个自然与社会交错的课题。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这些问题,是一个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但是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借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你我之间,拓展的话还需要从微观上,需要企业、家庭、单位对这个问题进行反应。产业与产业之间即产业组织在网络背景之下,可能迅速反应成一种区域群落的关系,区域和区域之间、国与国之间这个拓展非常快。所以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它的提出,涉及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国际外交、国际文化。因此,一开始气候变化问题就开始于一个比较高的层次。

为什么要抑制气候变暖问题,因为气候变化问题不仅关系到人类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还关系到人类生存问题。咱们在北京还不是特别明显,对全世界的小岛国家来说,这种危害已经不是明天了,而是就在眼前。这个问题能够上升为一个国际性问题,一个高起点的研究问题,根源也就在这。可以说,气候变化问题、低碳经济和绿色问题是直接导引世界性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切口。对于这样一个国际性、复杂性、敏感性的问题,人民大学做出了反应,我很高兴的是,我和我的整个团队在这个问题的反应上还比较及时、比较早。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我研究的问题,都属于土鳖型,跟这相对的是海龟型,可今年突然间,气候变暖我也变暖了,这就出去了,而且土鳖出去游得还挺畅快,今年一下子出国四次(法国、日本、奥地利、荷 兰),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也收到正式邀请了。我的感觉是,这个问题更国际化,美国、法国、欧洲、日本等它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比国内要热。

像我到日本京都大学作报告,在此之前还没有中国的教授在那儿做主旨报告,一般都是找个话题大家一块探讨,而且尤其没有女教授接受邀请。当时我已经把中国面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及想法做出来了,强调中国是“做的多说的少”的一个国家,中国做了很多这类工作,但中国在话语上、在表现上、在理论上是欠缺的。当时引起的讨论非常热烈。

9月份我去了维也纳。维出纳大学成立于14世纪,是欧洲最好的大学之一,他们对绿色GDP等问题的研究也是相当深入的。我在那相当自信的一点是,在阅读的视野、在涉猎的范围上,就我个人而言,没有跟他们接不上的,这就显示,在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已经是国际水平。在那个会上,我的主旨报告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气候变化是最大的环境问题,为什么最大,为什么会影响其他所有环境问题,我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进行阐述——他们对搞社会科学的人能够用这么简短的话语将自然科学的东西讲清楚,感到非常诧异,也就是说,搞社会科学、搞社会经济问题的人,如果不了解自然科学、不了解技术,是不灵的,经济学必然涉及人与自然、人与技术、人与工程、人与专业、人与产品,不了解的话数学模型无法确定,参数也做不出来。另一方面,以上那些又必须借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在今天就叫网络,经济网络和社会网络,因此又要有网络技术支撑。

第二个问题,本来《京都议定书》之后欧洲和日本在这个问题上是领先的,为什么经济危机一发生现在落后成第二梯队了,第一梯队成了英美了?一开始你的国际视野要清楚,英国、美国、日本、欧洲都怎么回事,长处在哪、弱势在哪。当然欧洲那边的研究做得非常细,比如说绿色GDP问题发端于什么时候,现在什么状况,为什么中间受阻,它将来的命运如何,反映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如何等等,从政治学、经济学、统计学各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衡量得非常细致。

第三个问题,怎么应对气候变化?如果你是欧盟领导你怎么做,你发现欧盟什么问题?我当时就举了一个例子,在去年达沃斯会议上,我发现欧盟CDM项目委员会主席的呆板程度比中国官僚还厉害,每年CDM上报2万多项目,而他们一年只批下200,然后他还觉得特别有效率云云。我当时就让我的学生提问,气候变化越来越暖,你一年批200多个什么时候能控制呀?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第四,美国这边也不能忽视。我跟美国计量经济学专家拉哈瑞教授谈过,气候变化问题最终将是一个知识产权、大宗产品等的绿色贸易问题,涉及利益的重新配置和分配,中国、美国、欧盟、日本等都加入了,大国博弈也好、地方博弈也好,最后这个问题博到哪了,哪才是关键?很简单,标准——技术标准和经济标准,中国一定得拿出微观、中观和宏观的标准。不然大家都说自己好,到底谁是最好的,从哪去判断?一定得从模型的方法论上、科学性上谈,如果你能在方法论上占顶端,你才能有资格去谈,才能使你的标准变成共同标准。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抽象论,哪个问题最简单,能够直指人心,就提出哪个问题。我是想说,美国对这个问题的反应也是很积极的。

在这个背景之下,气候变化问题会越来越热,尤其今年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对这个会议的讨论,有些人说是最重要的,有些人说是重要的,我的看法是最重要的。它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代表了怎么走出金融危机、怎么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等这些“全球性转变”的基础。一系列绿色信号的提出,奥巴马等人的动作,眼前我们都看到了这个转变,现实性非常强。从长远来看,这么大的转变,有人将它比作人类历史上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不是金融革命,它涉及到生产方式、增长方式以及人类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变化。这个变化不可能是十年八年,而是至少半个世纪。这个变化中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起来了。

这个问题不会是只热一时,而是方兴未艾,而它内部承载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看,这需要我们今天乃至以后持续不断地思考、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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