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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 的博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副院长

 
 
 

日志

 
 
关于我

中国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风险资本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专家,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副总干事,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基本建设优化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生态经济教育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理事,中关村数字视频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副理事长,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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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战哥本哈根  

2009-12-17 09:15:27|  分类: 亲历哥本哈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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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06 《新民周刊》

撰稿·杨 志  屈璐璐

  “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昧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这一段话可能同样适用于今天,适用于此时此刻的哥本哈根。从“希望之本”的殷殷期待,到“气候门”、“丹麦草案”等不断释放消极信号,成功与失败,福音与灾难,绿色复苏与经济危机,人类福祉与政治阴谋……最好的和最坏的形容词在此汇集,众说纷纭。而天堂之路还是地狱之门,只在一念之间。

  气候变化:故意忽视的真相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工作委员会(IPCC)气候门是蒙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第一层阴影。其实,针对全球气候变暖是真是假,一直以来科学界都存在争论。曾几何时,气候变化被理解为环保主义的“矫情”、生态社会主义的“批判”、政治家的“博弈手段”,即便现在依然有人把“全球变暖”说成一场“毫无由来的恐慌”或“陷阱”。

  戈尔曾在《难以忽视的真相》的最后,总结了全球变暖怀疑论者“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的“借口”:第一,断言全球变暖是一个荒诞的说法;第二,虽然承认全球的确变暖,但紧接着声称这仅是自然原因造成的;第三,承认全球变暖,但认为它很可能对我们有利;第四,也是“最为无耻的”一个观点即是,承认全球的确在变暖,承认危机的确存在,且是有害的,但我们对此无可奈何,让我们的后代来承受这场危机好了。正像路易十五曾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新近爆发的气候门事件,不过是这些观点融合变体后的一次复辟而已,却巧妙地选在哥本哈根这个舞台上进行,同时又拖政治、道德等与科学临界的敏感因素下水。

  但是,数据也许可以骗人,消失的岛屿不能骗人。世界最大的岛屿格陵兰岛的海岸线正发生改变,一块原本因为冰冻而与本岛连接的土地不断融解,最后被迫脱离本岛“漂到海中”,变成孤零零的小岛,整个过程不到20年。

  图瓦卢,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国,近年来其首都所在主岛的海岸线已向内缩小了一圈,海水推进大约1米左右,目前主岛上的陆地,最宽的地方也只有几百米,平均宽度只有二三十米。如果海平面再继续上升,那么这个国家将被淹没。

  丹麦草案:谁动了《京都议定书》?

  哥本哈根会议的第三天,英国《卫报》披露了一份由东道主丹麦牵头、与美、英等一些发达国家秘密商定的气候协议,即所谓的“丹麦草案”。内容大致包括:发展中国家要接受特定的减排额;只给“最脆弱国家”以所谓 “快车道”的财政支持;2050年贫困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额不得超过1.44吨,而富裕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额上限为2.67吨;设定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年份,在2020年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越早达到峰值越好。

  由此形成的结论显然对发达国家毫无约束可言,反而将主要责任丢给了发展中国家,这无疑严重地背离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基本原则,是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根本性的否定。

  我们不会忘了,早在2007年底的巴厘岛会议上就已经确定了哥本哈根会议的主旨,即寻求达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之后的新的减排协议。为实现这一基本任务,联合国达成一致看法,历史排放主要由发达国家负责,因此发达国家首先要履行减排任务,发展中国家是减缓,以谋求适应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共同增长。

  然而,事实却是,发达国家虽然承认过去许多气候问题都是自己造成的,但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才是未来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力量,由此更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做出限制,甚至强制减排。美国之所以迟迟不愿加入《京都议定书》,原因之一就是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条款心存不满。这种想法无疑是不公平、公正的。

  作为百年来全球变暖的主要责任者,发达国家本身就因为工业生产转移到其他地方,以及本土工业化阶段的结束,温室气体排放于他们而言更多只是顺势而为,而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能源基本需求尚未充分满足,因此在减排问题上,无法也不能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三边博弈

  气候变化早已从单纯的技术和科学问题,转化为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归根结底是市场问题、技术问题、资金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就免不了有大国之间的博弈,在讨价还价之后找一个平衡点。因此,无论是“气候门”还是“丹麦草案”,这些不和谐声音的出现,其本质无不反映了背后各方的利益博弈。

  欧盟自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对减排准备最为充分,在节能减排主张及实行方面一直积极抢占“制高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通过与欧盟有密切关系。但金融危机后,欧盟态度转趋消极,在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上尤其缺乏诚意:一方面,欧盟坚决地盯上美国和中国,要求两国向世界表示更大的决心;另一方面,欧盟指出在其他发达国家都承诺相应的减排目标下,它们才会设立30%的减排目标,而这离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的40%还有一定差距;甚至欧盟还主张取消双轨谈判,试图彻底抛弃为发达国家规定了具体减排目标的《京都议定书》,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重新谈判制定一项单一法律文件。

  美国在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上一直扮演“反角”,并于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而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到期,原先最不积极的美国态度有所转变,然而急剧的绿色“变脸”背后,实际上却是“高姿态、低承诺”,仍然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减排目标亦较其他国家低得多。近日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斯特恩表示,美国将不会签署《京都议定书》,不会给中国提供资金援助,但却强烈要求各国的减排计划和行动透明,且接受核查。这表明,在哥本哈根会议中,美国等伞形集团国家与欧盟立场类似,即中期减排目标低,且以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为前提条件。

  以中国与77国集团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主要坚持发达国家应该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履行历史责任,承担中期大幅量化减排指标,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兑现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的承诺,如出席哥本哈根大会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所言,这被认是哥本哈根会议成功的关键和必要条件。

  哥本哈根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如果说1987年挪威女首相格罗·布伦特兰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表明人类已经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那么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和扼制多样化消失框架协议则标志着从理念发展为战略,而现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就表明,这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人民的行动了。就哥本哈根会议而言,这个巨大变化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政治博弈中,中国正好处在经济发展的关键上,下一步应该走向哪里,政府早就提出来了,即自我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调整升级向更高形态发展。如果没有外在压力,中国的这种转变可能会延迟。引导13亿中国人把节能减排当成一种大事,把发展循环经济当成一种大事,把建立节约型、友好型社会当成一种大事,这有助于扭转我们的观念,对中国、对整个人类都是件好事。

  我们必须认识到:不管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占了多少“便宜”,面对“天气变暖”、“冰川消退”等不争的事实,中国作为一个对地球、对人类负有责任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从2002年到2007年连续5年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大国,必须积极实施节能减排工作,并做出表率,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风范,这也是不断增强我国软实力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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