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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 的博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副院长

 
 
 

日志

 
 
关于我

中国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风险资本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专家,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副总干事,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基本建设优化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生态经济教育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理事,中关村数字视频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副理事长,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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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拿自主减排当谈判筹码   

2009-12-22 14:37:44|  分类: 亲历哥本哈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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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2月19日 解放日报 3版解放分析
  

   18日,哥本哈根大会进入最后一天。作为整个会议的重头戏,超过110位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集聚一堂,为寻求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而努力。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立场、主张和举措。

  密集磋商协调立场

  17日,温家宝先后会见了丹麦首相、联合国秘书长、巴西总统、马尔代夫总统、埃塞俄比亚总理、孟加拉国总理、格林纳达总理、苏丹总统助理、英国首相、德国总理和日本首相。据悉,当最后一场会见结束时,已经是当天晚上7时多。事实上,早在抵达哥本哈根前,温总理就已经展开了密集的“电话外交”,先后与印度、南非、英国、德国等7个国家的领导人通电话,就气候变化问题及共同推动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果交换意见和看法。

  无论是会见的领导人还是通电话的领导人,其中既有发达国家的代表,也有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还有欠发达国家、小岛国和非洲国家的代表。很明显,中国试图通过这种密集的磋商,进一步了解各方的立场,同时也向有关国家详细阐述中方的立场,从而推动气候大会取得成果。“中方希望通过对话和磋商,弥合各方的分歧。同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些国家抛出了‘中国责任论’,中方也希望通过沟通,表明自己的主张,即中国会积极努力,但是不会承担那些不属于自己的责任,无论是从历史排放和人均排放来看,发达国家都应对气候问题承担主要责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表示。

  由于哥本哈根大会是为未来10—15年的全球减排制定目标与规则,这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发展和福祉,因而也决定了这次大会的性质不同于以往的国际性会议。中国作为新兴大国,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与影响力的增强,很自觉地在这种重要场合中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过去相比,在这次大会中,中国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世界事务中,为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及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利作出不懈努力。”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气候变化问题专家张海滨说。

  “三心”为了“一意”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曾在记者会上说,温家宝总理是带着诚心、信心和决心来到哥本哈根的。这“三心”只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推动哥本哈根大会取得积极成果。

  温总理在讲话中强调了成果的一致性、规则的公平性。所谓成果的一致性是指本次会议必须坚持且不能模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基本原则,必须遵循而不能偏离“巴厘路线图”的授权,必须锁定而不能否定业已达成的共识和谈判取得的进展。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不是从哥本哈根大会才开始的,因此对于已有的成果和承诺的锁定是哥本哈根大会达成成果的一个基础。

  规则的公平性主要是指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对于当年《公约》中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歧严重。张海滨表示,这主要是由于在发达国家眼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已大范围兴起,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已今非昔比,“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发达国家不愿放弃自身在国际秩序中已占据的有利地位,另一方面也唯恐自身的减排努力会被新兴经济体的排放所抵消。出于这两点考虑,发达国家竭力想把新兴经济体拉入定量减排的行列或者要求新兴经济体的减排必须做到‘三可’(可测算、可报告、可核查)。”事实上,关于“三可”,巴厘行动计划有明确规定,即发展中国家只有得到国际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的减缓行动,才接受“三可”审评,自主采取的行动不接受国际“三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杨志认为,“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透明度问题,但根本上是一个主权问题。”

  强调原则也重务实

  在阐述原则性立场的同时,中方也体现了务实精神。比如要注重目标的合理性。何亚非在17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着眼长远,更要立足当前,要把精力和重点放在完成近期和中期减排目标上,不能让长期目标上的分歧影响谈判进程。但中方赞成确定一个长期目标,可以考虑把2050年全球升温不超过2摄氏度作为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

  杨志介绍了一下背景:2摄氏度的目标最初是由欧盟提出的。此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在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宣称地球变暖开始给全球带来显著的影响,并警告如果不将平均气温的上升控制在1990年水平的2—3摄氏度以内,那么灾害就会在全球蔓延。

  张海滨指出,因为《京都议定书》并未就温控制定长远的目标,带来的后果是对未来的气候变化全球变暖不具有可预见性,所以设定一个具体的温控数据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希望,“中国的态度既关切到一些小岛国的呼吁,同时也是对全球共识的尊重。”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于宏源则指出,“2摄氏度共识”已由科学家界定了严格的排放含义,即如果要使全球气温不高出2摄氏度,到2020年温室气体减排应比1990年降低25-40%。“目前各方虽然没有就2020年乃至2050年的量化减排指标达成一致,但如果全球认同‘2摄氏度共识’,发达国家就应当承担更大的减排额度。”

  温总理在18日的讲话中列举了中国在减排上做出的努力,也指出中国要实现这一目标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负责人杨爱伦表示,温家宝总理的发言再次重申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愿意担当气候责任的坚强决心,同时也强调了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扶贫与减排之间找到平衡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温总理在讲话最后特别强调了中国的自主性,即中国政府确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中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这一点也是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国的减排目标是中国努力的方向而不是谈判方案。”刘军红说。

  温总理外交斡旋有关立场

  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17日举行记者会,介绍了温总理17日在与一些国家领导人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会见时表明的有关立场,摘要如下:

  现在仍有五个主要问题有待解决:一是谈判的基础文件,二是减排目标,三是“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问题,四是长期目标,五是资金问题。当前最紧迫和最关键的是要确定以什么案文作为谈判的基础。

  两个工作组主席提出的新案文,尽管不够完善,但体现了各方在过去达成的共识,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文件。需要强调的是,在《公约》和《议定书》下分别通过的“决定”要平衡同步,在表述上要繁简一致。

  中方的减排目标是经过反复论证的,科学的,不容谈判的,也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不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减排行动挂钩,也不管会议取得什么样的成果,中国都会毫不动摇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各方应该从大局出发,锁定已做出的承诺,并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承诺列入相关成果文件。如果能达成这样的安排,也是一个大的进步。

  中国的行动目标是有充分的法律和机制保障的。我们不仅要使承诺公开透明,而且要保证承诺的执行受到国内法律和舆论的监督。同时,我们愿意改进国家信息通报的报告方式,增加透明度。我们也愿意自愿地、主动地做一些说明或澄清,也可以考虑与各方进行国际交流、对话和合作。

  要把精力和重点放在完成近期和中期减排目标上,不能让长期目标上的分歧影响谈判进程。中方赞成确定一个长期目标,可以考虑把2050年全球升温不超过2摄氏度作为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

  可以在会议成果文件中表明:国际社会应为全球排放尽可能早地达到峰值而共同努力。同时,为保持平衡,文件中也必须强调: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首要的优先任务。

  我们希望发达国家倾听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合理诉求,以有力的承诺和行动推动会议谈判进程。(据新华社哥本哈根12月17日电)


本报记者 王珍 杨立群 驻京记者 廖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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