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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 的博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副院长

 
 
 

日志

 
 
关于我

中国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风险资本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专家,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副总干事,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基本建设优化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生态经济教育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理事,中关村数字视频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副理事长,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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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危机下的绿色出路  

2009-10-30 13:10:50|  分类: 绿色经济与节能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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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发表在《中国环境报》2009年9月3日2版(整版)

作者:杨志、张洪国、屈璐璐

 

【摘要】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迫使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和环境约束的今天,发展绿色经济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

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发展绿色经济,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当下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如何在严峻的国内背景下应对即将到来的减排责任。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仍然是我国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利用碳交易市场机制,借助绿色利益驱动,是发展绿色经济的必由之路。中国要尽快构建一整套与发展全国统一碳市场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碳市场技术路线。 

当前,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遏制人类活动对大气环境的破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热点问题,“气候变化”也成为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社会从上世纪90年代起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其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年)、《京都议定书》(1997年)、《巴厘岛路线图》(2007年)等,都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及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

2009年是应对气候变化极为重要而又特殊的一年。由于《京都议定书》的减排协议将于2012年届满,今年12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缔约方第15次会议将成为“后京都时代”谈判的重要关口,确定2012年之后的全球减排框架,之前无需承担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也将被纳入量化减排协议之中。而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发展及由此带来的大国政策调整,尤其是中美之间频繁的能源与经济对话,给哥本哈根谈判进程增加了重要变数。因此,深入思考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经济走势以及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思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发展绿色经济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共识

上世纪80年代,随着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成立,数千名国际知名科学家致力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一系列实证结果表明:近百年来,地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这个变化是由自然的气候波动和人类的各种活动效应共同引起的;近50年的气候变暖,主要是人类使用化石燃料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气候变化已给全球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带来了重要影响,预计未来50~100年全球气候将继续向变暖方向发展,并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2007年4月6日,联合国安理会首次把由环境恶化引起的地球气候变暖问题纳入政治议程,这标志着地球暖化作为世界性威胁,被提升到了全球安全的层次。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环境问题。

1997年签订并于2005年正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具有里程碑式的深远意义,它将气候变化这一环境问题、政治问题转换为可操作的经济问题。《京都议定书》对二氧化碳的减排标准做了明确规定,根据“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仍相对较低”这一事实,按照所有国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减排的原则制定出来的全球减排温室气体之可操作细则,这一细则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则不必削减,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在日本和欧盟均已签字的情况下,美国作为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占世界总量的近1/3),因担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会影响很多行业的生产,布什政府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世界减排制度框架形成之始就打上了大国政治经济博弈的烙印。

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迫使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和环境约束的今天,如何坚持可持续发展,走绿色复苏之路,无疑是各国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处于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漩涡之中的美国面临更为巨大的压力,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上台后,推出了节能减碳、降低污染的绿色能源环境气候一体化的振兴经济计划,极力推动能源产业、绿色经济的发展。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能源产业和绿色经济的发展,再造美国增长。从推动的规模和力度来看,美国的“绿色新政”很有可能比10年前的新经济革命意义更为重大、更为深远,美国力图通过“绿色新政”再次主导全球经济的制高点。迫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压力,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响应,极力推行“绿色新政”,试图以“绿色经济”为新引擎,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的美国积极应对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表明发展绿色经济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绿色经济”在应对气候变化、有效缓解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必将发挥巨大作用。

绿色经济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一脉相承

绿色经济是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于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的蓝图》中首先提出来的,主张从社会及其生态条件出发,建立一种“可承受的经济”。一般认为绿色经济是指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通过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高效地、文明地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从而使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和生活质量持续提高的一种生产方式或经济发展形态。它包括绿色产品、绿色技术、绿色GDP、绿色核算、绿色信贷、绿色金融、绿色投资、绿色资本、绿色网络等。绿色经济的发展既是对21世纪现代经济发展全方位的深刻变革,又是对工业革命以来几个世纪“先发展,后治理”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否定,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与绿色经济同期被提出来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还有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实际上,这是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为摆脱环境危机和能源危机,旨在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的一脉相承的经济发展模式。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被认为是生态经济学和循环经济理念的最早倡导者。他于1965年和1966年先后发表《地球像一艘宇宙飞船》和《未来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两篇文章,首次从经济发展的视角系统阐述了地球容量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奠定了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的思想基础。在此之后,生态经济学在西方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1982年召开的第一次生态学和经济学的跨学科国际学术会议标志着生态经济学的诞生。受鲍尔丁的启发,1990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和克里·特纳在《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一书中首先提出“循环经济”的术语。1994年9月,德国政府颁布并在1996年10月开始实施《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这是发达国家第一次正式就发展循环经济问题立法。

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最早起源于英国。2003年,英国颁布《能源白皮书》(英国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成为世界上最早提出“低碳经济”的国家。英国政府为低碳经济发展设立了一个清晰的目标: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60%,到2050年建立低碳经济社会。随着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行动不断深入,低碳发展道路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到青睐,并逐步形成了全球共识。

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都是20世纪后半期产生的新的经济形态,是对人类和自然关系进行重新认识和总结的成果,也是人类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陷入环境危机、资源危机和生存危机之后深刻反省自身发展模式并不断改进的产物。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本质上就是生态经济,是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过程;绿色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低碳经济是绿色经济在微观层次上的体现;而循环经济则是支撑低碳经济、通向绿色经济、实现经济活动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发展方式。

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响应生态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还是低碳经济,更重要的是要认清发达国家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背后所代表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认清这些经济模式的目标都是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观念转变实现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这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发展绿色经济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必然选择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在全球化背景下,处在经济成长重要阶段的中国,其经济增长的每一个举动都与世界市场及世界经济政治局势密切相关。因为西方世界崛起包括现实发展,是以占世界人口20%的国家消耗占世界80%的资源和污染环境为条件的,如今同样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也要“崛起”,那么按照西方经验,中国也一定要争夺世界资源和污染环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垄断资本集团就是按这种逻辑来对待中国的。如2001年布什政府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就是以“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责任者”为重要理由的。

然而,问题的真正关键并不在于美国作为公约缔约国拒签《议定书》,也不在于仅占全球人口不到5%的美国人口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而在于《议定书》给予发展中国家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豁免期截止到2012年,《巴厘岛路线图》(2007.简称《路线图》)指明2009年就要把“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制度谈判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所必须承担的义务上。可以肯定,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新经济体、较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今年就要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了。

与此同时,我国在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相当大的问题。目前我国COD和SO2的排放总量已远远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自然生态环境将难以承受继续增大的压力。如果我们依然不能摆脱资源能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依然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依然坚持现行的产品、产业、污染排放控制标准,那么,即使实现了污染源的达标排放,要实现排放总量削减10%的目标依然压力巨大。因为数据表明,按GDP年均增幅8%计,即使单位GDP能耗实现降低20%的目标,那么到2010年全国能源消耗总量还将比2005年增加18%,能源消费对环境的压力仍然是持续增大的。

在笔者看来,不管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有多么严重,也不管我国保增长、促就业的压力有多么巨大,摆在全世界和中国人面前最大的危机依然是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因此,如何在资本主导型、利润主导性、GDP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机制下,借助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实现低碳经济增长目标,这是科学发展观视域下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目标,发展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发展绿色经济,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

节能减排依然是当前工作重中之重

能源与环境问题密不可分,都是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课题,发展绿色经济首当其冲便要处理能源环境国际化问题,这就需要政府积极准备应对,需要有一个整体战略。目前,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和传统能源价格的不断高涨,全世界都将目光聚焦在新能源开发上,其中美国的能源新政尤为突出。在4月22日“地球日”演讲中,美国总统奥巴马讲到:“哪个国家在清洁能源技术中领先,哪个国家就将引领21世纪的全球经济。”2009年美国的经济恢复与再投资计划为新能源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证,能源部可使用资金高达380亿美元,其中能源保护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占168亿美元,而在2010年美国能源部用于支持新能源计划的预算为264亿美元。

中国的新能源政策可追溯至2005年的《可再生能源法》。近年来新能源发展规划已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国家级战略蓝图之一,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也随之异军突起,中国政府用于新能源领域的投资每年增幅都在20%以上,2008年对新能源企业的资金扶持规模达到38亿元。今年年初,新能源发展正式被纳入国家十大产业规划,新能源发展规划即将出台。在大好形势下,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引导下,大家不约而同地将新能源产业视为抢占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必胜法宝,都希望放手一搏,在这场新能源产业的角逐中“拔得头筹”。然而过度关注明天,往往忽视了眼下。我们不得不理性地看待中国当前的国情,以免在争先恐后中遗漏了自己最急需的东西。

从自然禀赋上来看,我国煤炭消费量占世界煤炭消费量的27%,是全世界少有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大国;虽然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努力,但至今在我国一次性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中,煤炭的比重仍高达69%。按权威人士的看法,到2050年或更晚些时候,煤炭仍将是我国能源的主力;在各种化石燃料中,煤炭燃烧对温室气体增长的贡献率较高,比石油高29%,比天然气高69%。这种能源格局使得我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能源转型更非易事。

从技术方面来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还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绿色技术和绿色装备。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不同,美国在新能源开发上无疑有其自身的优势:长期以来的技术和产品积累,使得美国新能源生产已经实现工业化,此外还有外包生产;产品定价和使用能源费用方面,由于美国人均收入较高,无论是提价还是政府采取财政补贴都有较大的空间。与之相比,我国在发展新能源产业的道路上面临的阻碍更多,而新能源技术本身的技术难度、自然依赖性、不稳定性、前期巨资消耗也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正如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所指出的,发展新能源存在技术制约、成本较高、政策不完善等问题和困难,应该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随着“后京都时代”的到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多次重申发展中国家也应承担相应的减排义务,而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国际压力自然也很大。这就意味着,当下中国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如何在严峻的形势下应对即将到来的减排责任。而新能源产业显然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难解燃眉之急。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能源高效利用和清洁能源开发是发展绿色经济的两大关键领域,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仍然是我国短期内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而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适宜作为中长期目标进行规划发展。 

“绿色+资本+网络”是重要抓手

“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决定行动”,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设计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能源发展战略是经济社会平稳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绿色经济、推进中国环境与经济发展战略转型还必须有其“抓手”。笔者认为,在世界经济全球性转变下,“绿色”、“资本”、“网络”应该成为顺利转型的三大“抓手”。

在目前世界经济全球性转变的过程中,“绿色”不再只是时髦的口号,而是世界各主要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摆脱经济下滑、重新崛起的最重要工具。绿色技术的创新与变革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一大特征,目前环境与经济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正向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以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为代表的绿色经济转变,中国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转型也必须把握住这一点。与绿色技术相适应,我们还要大力发展以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清洁生产为代表的绿色经济。绿色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还需要进一步延伸从而发展为绿色信贷、绿色金融、绿色核算、绿色GDP,特别是绿色投资。

资本是配置市场资源的主体,在市场经济框架下,环境因素、气候变化等因素亦可以为投资带来利润。温室气体排放权作为一种金融工具被开发出来,相应的保险产品、衍生产品、结构化产品的出现不仅可以平抑气候变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并且可能借助金融杠杆使资本获得可持续的利润。在这里,笔者呼吁理论界和企业界要重视在世界经济全球性转变过程中“绿色资本”及其跨地区的快速流动。在笔者看来,“绿色资本”不仅是当代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最强有力的推动力,而且也是当代经济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一个最具新质的资本形式。

而推进绿色经济发展,一定要借助“绿色网络”。所谓“网络”就意味着信息化、全球化的观念和方式。眼下,网络已经成为重构21世纪经济地图的物质力量。在目前的世界经济全球性转变过程中,由工业经济向网络经济过渡已是一大趋势;在绿色资本运营过程中,网络成为绿色投资的工作方式。当前,工业经济批量生产的流水线和加工工厂的高成本、不灵活在一定程度上被“网络化”所克服;能源限制和原料高消耗在一定程度上被电子控制系统和部门克服。正是由于网络经济克服了工业经济与环境不和谐的问题,因此,还处在工业化中的中国一定要在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到达工业化的同时,开始发展中国的网络经济,这是中国环境与经济中长期发展共赢的重要方向。

总而言之,实现经济战略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必须要有构建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探索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大视角,必须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框架下,把绿色(生态)、资本(增殖)、网络(生产方式)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利用碳交易市场机制,借助绿色利益驱动是必由之路

如前所述,应对气候变暖、发展绿色经济绝不仅仅是技术、法律、标准等问题;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实现减排目标的。不仅如此,只要是基于市场经济框架下搞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就不能不运用金融手段来调节。

“碳交易”是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的简称,是联合国为解决在市场经济框架中如何发展绿色经济而设计的经济调节手段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碳市场成交额的增长速度惊人,全球碳市场潜力巨大,预计2012年全球碳市场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目前各国、各地区都在发展自己的区域性碳市场。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区域碳市场,涉及欧盟27个成员国以及列支敦士登和挪威共29个国家,拥有近1.2万个工业温室气体排放实体。美国虽然没有核准《京都议定书》,但在2003年也建立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 C X ),这是全球第一个由企业发起的、以温室气体减排为目标和贸易内容的专业市场平台。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44个州或省政府都已经建立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目标,并且正在积极参与3个新兴的北美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虽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被《京都议定书》纳入强制减排计划中,但中国一直通过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参与碳交易市场的活动。近两年来中国在CDM项目及核证减排量供应量方面已领先全球。2007年中国CDM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的成交量已占世界总成交量的73%,2008年更是惊人地占到84%。

显然,中国的实体经济企业为碳市场创造了众多减排额,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处在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底端。于是,中国创造的核证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后,通过他们的金融机构的包装、开发成为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衍生产品及担保产品后进行交易。如今年6月,中国卖给欧洲买家的核证减排量的现货价格为11欧元/吨左右,而同样代表1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欧洲市场交易的欧盟配额2014年12月到期的期货价格高达19欧元/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看清自己在碳产业链中所处的地位,积极参与构建自己的碳市场。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由于没有碳市场上的参与权和话语权,所以中国的核证减排量的价格一直被发达国家的买家人为压低;由于没有自己的交易体系,所以自然无法获得相应的定价权;而没有相应的碳市场的规则、制度,自然无法建立自己的碳市场。我们必须看到,在未来的全球碳市场中,中国同样面临着在国际石油市场中丧失定价权的前车之鉴。众所周知,我国之所以没有石油的定价权是因为我国没有参与石油期货市场的构建,由此导致一方面我国石油企业无法像跨国石油巨头那样在期货市场大把“吸金”,另一方面我国国内只能靠行政定价来面对国际油价的涨跌。这个教训不能重演,中国必须参与构建全球碳市场。

第二,碳市场具有连接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的功能,因此,参与构建碳市场,一方面可以成为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体系构建的突破口,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解决我国节能减排事业发展的瓶颈——绿色技术应用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2008年,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及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的相继建立便是中国迈出的一小步。但这些交易所还都只是企业行为,只能从事CDM交易。

在笔者看来,利用碳交易市场机制,借助绿色利益驱动,是发展绿色经济的必由之路。为此,我们必须尽快构建一整套与发展全国统一碳市场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并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碳市场技术路线。

 

作者杨志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副院长;

张洪国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屈璐璐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传播专业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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